在人民日报文艺专栏，偶遇一文。是作家徐贵祥先生的《走在乡间路上》，介绍自己的家乡新建成的“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三年前，这里仅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向外界，大山沟壑深处零星散落着几幢老建筑，残垣断壁上留着上个世纪的标语。而今，这个作家村已与20多名作家陆续签约驻村，每位作家拥有独立创作空间，他们在这里写作、支教、种地、学手艺聆听万籁俱寂的山村夜曲，做着诗意栖居的美梦。作家们在这里以文会友，以文扶贫，以文招商引资，带动当地的旅游和贸易，落寞了几十年的山乡重新焕发了热情和活力。他自豪的写道“我用我的前半生摆脱乡村，我用我的后半生返回乡村”。

这是中国文化扶贫的一个缩影，亦是近几年戏剧舞台上聚焦的热点题材。文章中满载的对故乡浓浓的眷恋，让我联想到2018年云南省花灯剧院编创完成的大型花灯剧《梭罗花开》，亦是从独特的乡愁视野出发，展现主人公对家乡大天坑又爱又恨却又割舍不下的复杂情感，该剧摆脱主题先行的概念化窠臼，将现代意识和民族表达有机结合，为当下现实主义扶贫题材的书写给出了有益的思考。

如何将大家耳熟能详的题材写出新意，又能获得观众的观赏兴趣与情感共鸣？

“大天坑”，一个四周陡峭险峻、形如凹陷的铁锅，被贫穷、愚昧所遮蔽地方。意外事件的降临打破了原有生活的宁静。女主人公索玛爹家的“老牯牛发疯把祸闯，踩伤娃娃老人差点把命丢。阿爹四处凑钱抚伤者，欠下债又气又急病倒在床头”。按照祖规“前世欠债还不清，后世不能见祖灵”，阿爹的遭遇让一对善良的青年男女束手无策。大天坑的灾难，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命运困境所带来戏剧张力总能促使心灵的成长随痛苦而增长，行动的伟大被困境所激发。对男主人拉木来说，一边是大天坑的“穷”迫使他远走他乡，一边是放不下的心上人。对女主人公来说，一边是未了心愿、病情加剧的阿爹，一边是为讨薪久久不归的拉木。于是有了开场抢婚一幕。女主出嫁作为男主内心纠葛的内在力量，让男主人公面临着感情、心理、道德选择上的困境。现实困境与内在纠葛并行，奠定了主人公走出困境的顽强意志和奋力一搏的戏剧动作。被双重情境裹挟的男主人公拉木在抢婚、第二次出走、当村长这些不断更新的情境中，与其他人的冲突达到高潮，推动情节以螺旋运动方式接近它的核心。

该剧规定情境的设置除了在编剧技巧上的成功外，更可贵的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一是在环境的选择上，对应着西南贫困村普遍的问题，交通闭塞、经济困难、思想落后；二是拉木两次出走，反映了贫困村“空巢”现象造成的问题。三是该剧直戳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贫困户阿夺套取扶贫养殖款娶媳妇以及给牛化妆、拍照骗保的行为，都反映了编剧在当今大力扶贫的背景下，对农村农民的精神生态的针砭和观照。在对多个情境的精心安排下，人物的目的、意图变得越来越迫切，也愈加扣人心弦，编剧对生活和艺术的独立思考与现实社会高度统一。

规定情境亦是演员打开角色塑造的一把钥匙。小生、小旦、小丑在对峙中展现着人性迸发的光芒。为完成阿爹心愿，放弃爱情、无奈出嫁的善良姑娘索玛，在大是非面前，毅然觉醒、冲出藩篱；好吃懒做、投机取巧的青年阿夺，在众人声讨和心上人毅然离去时良心未泯，痛改前非；面对命运处境，在爱而不得的隐痛中，进行着一次次抉择、经历了一次次涅槃、完成一次次攀登的男主人公拉木。编剧从普通人性出发，把每个人都赋予充足的个人动机和个人欲望，注重对细节的生动刻画，准确的表现人物在具体境遇中的内在情感，使人物具备了多面性。“村长”拉木，是在某种境遇下逼出来的英雄，他的身上也有冲动、鲁莽的弱点，使人物显得真实可爱。在阿夺身上，通过挑衅性的动词、土话、重复句、别有用意的形容词形象的刻画了一个让观众哭笑不得、恨铁不成钢的小丑角。在人物关系的构建中，三人各怀心事，在时冷时热、有酸有甜、若即若离的心理距离中表现三人的情感纠葛，使有情感、有力量、有发挥空间的对手戏贯穿全剧，巧妙、真实的摆脱了对现实照搬照抄的概念化的“惯性书写”。尤其是两男主人公在为“心上人”的争夺战中，避免了脸谱化，描画了人物的个性特质，使人物变得生动有趣。

该剧将宏大主题与个体情感、理想、命运相结合，注重在“脱贫攻坚”这一时代主题下，凸显身在其中的人们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境遇，将个体的生命历程融于时代走向中，写出了主人公从“小我”到“大我”转变的心路历程。

“乡愁”作为该戏的暗流，沉潜在人物情感中。拉木饱含着苦涩的乡愁离开大天坑，担任村长后带领村民搬出大天坑，又为大天坑招商引资鸡窝变凤巢；主人公拉木的升华紧扣对大天坑“去与留”的矛盾展开，乡愁的牵绊慢慢变成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在事关大天坑发展大局上，拉木关键时刻能放下个人恩怨，没有被小我情感束缚，这种奉献又慢慢演化为一种大关怀。在乡愁的牵引下，通过拉木与阿夺、与索玛、与乡亲们的矛盾勾连到矛盾消解，饱满的表现了主要人物从困惑、警醒到自强、自我升华的心路历程和情怀。纵使索玛与拉木这对情侣在剧中最终未能如愿以偿，编剧的留白恰使该剧体现着“英雄”的悲剧色彩，也映照着现实中为理想抱负前进的人们也总有说不出道不明“愁苦”。

扶贫路上话乡愁，剧作紧扣时代脉搏，不仅饱满的刻画了个人的赤子心、乡愁情，亦通过展现乡民们搬离大天坑时的依依不舍、热情劳动的场面表达了中国百姓对世代居住的故土根深蒂固的情感，剧作找到了一条让贫困群众留得住乡愁的途径——为大天坑招商引资。也关照了现如今在易地扶贫搬迁的大背景下，编剧对老百姓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的重视和解决办法的探索。

民族表达即将民族意识与民族视野、民族美学根植于创作的经纬之中，使作品具有不可复制或模仿的气质和纹理。该剧聚焦少数民族扶贫题材，定位于地域特征鲜明的乌蒙彝乡，将民族特色的审美形式与传统花灯戏的表现力实现了统一。

带着神话色彩的梭罗树，花开之时，白色的花又密又厚在枝头绽放，好似雪花覆盖着梭罗树。时隔半年，舞台上拉开帷幕的一瞬间簇拥着的白色花瓣仍在脑海里念念不忘。浪漫的梭罗树是大天坑人的精神依托，它是彝家的祖灵，是大天坑人的乡愁，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电闪雷鸣的彝家儿女不屈的精神象征。

同时，梭罗树是主人公拉木的美好记忆，梭罗树下许过的愿、梭罗木的定情手镯、梭罗树下阿妈唱过的童谣；一切鲜活的美好记忆与拉木背井离乡形成鲜明的反差，在观众与演员中间，形成了一种“虚实相间”、你进我退、相互弥补的搭配关系，让台下的观众为拉木的断舍离产生了情绪的宣泄和唏嘘。同时，剧作紧紧围绕这一具有民族意味的喻体，携带着彝家儿女的基因和记忆贯穿全剧，从寒冬到盛夏，从枯枝败叶到花开漫天，也暗喻着贫困的大天坑在脱贫攻坚的奋斗中等来了希望。

在云南花灯与民歌的渊源中，“花灯剧中使用民族音乐，通常根据剧情需要来创腔，赋予其若干花灯音乐的结构、节奏及演唱特点。”[1]该剧将彝族哭嫁原汁原味的调植入花灯剧中是一次大胆的创新。彝族哭嫁婚俗有着独特的艺术特征，“哭嫁调”把彝家婚礼中哭嫁过程，彝家新娘出嫁时复杂情感以民族特色歌舞形式表现得活灵活现酣畅淋漓。[2]淡淡悲情的哭嫁调，在剧的开端就调动了观众的注意力，同时也奠定了该剧欲扬先抑的风格。该剧中，不只一处运用了原生态民歌，在表现拉木离开让他伤心的大天坑时，演唱的“走啊走，不回头；走啊走，又停留；走啊走，一步三回头。”原生态的山歌调子在演员悲凉沉重的情绪、张弛有度的声线中，准确的表达了角色的情绪。山歌的加入省去了过多的笔墨，又不失渲染气氛的作用。

除此之外，在剧中民俗的运用，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如彝族的抢婚风俗、拜堂成亲、灵堂送灵、招魂引鬼的经幡、庆祝丰收的长龙宴，基于仪式和戏曲本就有同质性，民俗仪式渗透于该剧的情境中，丰富了花灯剧单一的表现形式，且仪式的出现分布于该剧的转折或高潮部分，推动了情节的展开，调动了观众的注意力，渲染了剧场情绪。更重要的是，对仪式的引入，体现着创作者对该剧背后民族文化底蕴的终极关怀。

该戏自始至终秉承着绕其“根”、展其“枝”，内在“质”外在“新”的创作原则，戏的唱、念、做、打在保留了醇厚的花灯剧韵味基础上，做了全面的更新。舞蹈作为渗透着云南人民最为真实的“语言”自我，大量“通俗易懂”的舞蹈语汇贯穿剧中。如用舞队对女主人公心理加以外化；运用舞蹈场面展现乡民们齐心协力改造大天坑的劳动场面等。同时吸收其他剧种的程式特点，如运用京剧中的程式展现男主人公的武场戏，演员动作优美流畅，一招一式凸显彝家汉子质朴、粗犷的特点。在“做”和“打”上的极尽丰富性，包罗了彝家人在心态、情感上的情感指向，表现了彝家人民在恶劣的环境下，顽强乐观的民族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在唱腔设计和音乐编配上，保留了云南花灯传统的声腔特征外，加入哭嫁调、原生态的山歌小调、歌剧的三重唱手法等，丰富了音乐的层次性、增加了立体感，为主题表现、意境创造、气氛渲染、形象塑造赋予了浓郁的彝族特色。同时，舞美设计与灯光运用相得益彰，乌蒙磅礴的山落、月夜静谧的大天坑、彝家特色的民宿借助全景式的布景与局部道具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出逼真的场景。在拉木出走大天坑，表现难舍难分的乡愁时，利用全息投影等科技手段，营造了悲壮的史诗气象的场景，增强舞台呈现的真实性、表现力和可看性。

可以说，该剧渗透着云南花灯所保持的民族生命意识，又进行了大胆的现代性的创新发展，它所体现的民族的审美与意志、情感指向及性格特征，具有一股强大的隐形的民族团结的凝聚力。是一出真正呈现出以当代生活为本质、以文化意识形态为主旨的新时代花灯。

作者：孙迪  昆明市文化馆